北大社会学博士卧底当骑手：所谓“劳动力极限被打开”，实为技术进步的扩散过程

　　骑手劳动效率低，也只需为自己负责，没有外部压力，而生产线上的环环相扣，则有某种源于集体的压迫、排挤，那更为残酷。所以，平台对骑手的控制力，不是上升了，而是下降了。也正因为更大的自由度，随时可以用脚投票，行业也有了更高的流动性。

　　外卖小哥在骑行送货。 (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/图)

　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社会学博士后，为了写论文，当了五个月骑手。后来，他写了篇文章，描述了骑手被算法控制的状况，引发了社会的热议。

　　骑手，作为一个新岗位，的确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。这个新现象的新，在于高有序度的分工。正如这位博士所说，整个外卖系统，由多个环节组成，高效、紧密的配合，这本质上是高精度、低熵、高能级的现代化生产的特征。

　　一架歼20有100万个零件，飞起来要准确无误地配合。在流通领域，组织如此高精度、有序度的流通，也需要同等的技术。这是中国技术发展在不同侧面的反映。

　　但同时，围绕骑手岗位的现象，也是一个老现象。很多关于骑手、快递员的叙事中，都会提到算法，似乎发现了一个新东西。比如，这位博士后发现，外卖平台通过追踪骑手的轨迹，到达商家的时间、停留的时长，消费者住址等数据，不断压缩配送时间。比如，人大北门有一个捷径，不能骑电瓶车，但可步行进入，节约很多时间，这样走的骑手多了，系统就会发现，并压缩配送时间。这位博士后称之为“劳动力极限被打开”。

　　这看起来是一个关于“算法控制人”的新的社会学发现，但实际上，这就是经济学的“干中学”规律，即生产效率是技术进步的结果，而技术进步源于知识、学习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，而经验来自行动。更简单地说，就是新手变熟手，技术进步的扩散过程。

　　虽然平台、大数据、算法，加速了这一过程，但管理技术对人劳动效率提升的刺激，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，而是一个传统的事。

　　计算机的出现，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，使得生产网络变得更高效、庞大。但算法并不新鲜，只是连接人与人、人与物、物与物的工具。这与企业的生产纪律、计划调配、单位化控制并无区别，都是组织生产的方式，是人的工具。

　　的确，信息技术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能力，但从未增加企业的管理权力，也不能减少工人的博弈权利。而这才是真正决定骑手的自由、待遇最关键的东西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希望技术落后，留下缝隙，在缝隙之中去维护骑手利益，而是要去依靠技术为骑手的权利赋能。

　　算法的确看不见摸不着，但骑手并不是需要见到老板、上司才能维护他们的权利。正如美国工人过去不用见福特、不用见洛克菲勒，如今，也不用见曹德旺，也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。

　　然而，很遗憾的是，这位社会学博士后，看了到新瓶，却没尝出旧酒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新瓶之中，旧酒并没有变得更苦。

　　小时候，我到妈妈厂里帮忙干活，那是典型的集体企业。那时已经有了“超产奖”，那是中国人挣钱的兴趣刚刚被释放出来的时代，一道工序接一道工序，忙碌而紧张。当一个人慢下来，整个流程都会受影响，效率低的人则会遭到抱怨与排挤。现代流水线上，同样如此，某一个人效率低，会立马影响下一道工序的效率。

　　所以，骑手劳动效率低，也只需为自己负责，没有外部压力，而生产线上的环环相扣，则有某种源于集体的压迫、排挤，那更为残酷。所以，平台对骑手的控制力，不是上升了，而是下降了。也正因为更大的自由度，随时可以用脚投票，行业也有了更高的流动性。

　　关于平台流动率，最近的两篇很火的文章，一篇说，青年一直做骑手，无法学技术，对国家不好。而这位博士后的文章则说，骑手流动率高，意味着行业不好。

　　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都错了。

　　行业流动性，取决于行业性质。模特、球员是青春饭;律师、医生越老越香;服务员、店员的流动性大;出租车司机中有很多曾经的英雄。这都只是行业特征，不能证明一个行业是否必需，是好或者不好。

　　实际上，对于一个来自西部山区、初中文化的25岁的男青年来说，骑手岗位，是他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。虽然这个红利，比起大厂的程序员、产品经理、高管来说不算什么，但这个红利，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。这么多青年选择这个岗位，就是性价比最好的证明。

　　从更大层面来看，所谓产业链提升，带来国家发展，正是这个机制。

　　简单地说，华为、腾讯等等，有创新红利，有互联网红利，他们的员工收入更高，于是，门口的餐厅都要贵一点。然后，这些餐厅服务员的工资，都会提升一些。这会进一步引发其他岗位的工资提升，然后扩散开，提升全民工资。同样的，骑手单位工资的提高，也会影响、带动整个就业市场中同等素质劳动力的工资。最直接的，它带动了快递员的工资，必然的，也会带动在大城市中打拼的，25岁、初中文化的男青年的工资水平。美国服务员的工资比中国服务员高，正是源于这种创新红利的扩散机制。

　　一个扩散产业链红利的岗位，一个更高性价比、更低控制的岗位，反而是遭到最多批评的岗位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靠近互联网，这个骑手比流水线工人、农民、建筑工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

　　博士当骑手，更高的收入水平，带来无法避免的居高临下的同情，这当然是人性闪光的一面。但当这份同情替代掉“给家里寄回5万块钱的喜悦”时，必然使得真正的骑手视角，转为了社会学学者视角，也使得结论从“冷静的客观实证”转向“某种规范之评价”。这必然产生失真。

　　这位博士后，对骑手岗位，进行了“现象描述”。但现象与真相，并不是等同的。现象是直观的，但真相却需要被揭示。从现象到真相，需要用冷静、客观、理性的逻辑去连接。